中央定性林彪。

在那刻之前，他不仅是中共“九大”党章所明确记载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而自那日起，他则背负上了“叛党叛国”的恶名。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报》，严肃声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促出逃，流离失所，投降敌人，背叛了党和祖国，终食其自种苦果。”“通报”进一步阐释：“林彪的背叛之举，是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延续，是林彪这位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彻底败露与覆灭。”

本通告标志着自“九一三”事件爆发以来，中共中央对林彪问题所做出的首次清晰立场表达。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严肃作出决议，正式将林彪开除党籍。该决议明确指出，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以及卖国贼”。

此处人们戏谑地称他为“秃子”——鉴于他头顶无发，媒体便用此昵称“林秃子”——一边指责他不学无术、不关心时事，是位大党阀、大军阀，另一边却又称他为“纯粹的孔老二信徒”，在《辞海》中公然掺杂个人见解、随意批注。这难道不是表明林彪对《论语》等深奥书籍有所领悟，并且乐于翻阅《辞海》这类广博的典籍吗？这不正暴露出一种明显的逻辑矛盾吗？

在1981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两案审判”中，林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林彪不仅要面对原有罪名的指控，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连续批判。审判落幕之后，特别是随着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布，林彪的名字除了在涉及“两案审判”的相关文献中有所出现，鲜少再有其他提及。

为何选择此地驻足？林彪，我国建国的卓越功臣，位列元帅之尊，且在党章中被明文记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进入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实事求是”成为社会的普遍认知。在探讨林彪的一生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他成为元帅和副主席的历程，以及毛泽东为何会选择这位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人物作为接班人的背后原因。

尽管思想在当时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对于林彪相关的问题，若无中央的明确态度，媒体也只能选择保持沉默。自此，林彪的名字逐渐变得敏感，在媒体上几乎销声匿迹。

陈云开了口子。

1983年7月7日，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编纂了一部汇集了众多关于辽沈战役珍贵回忆的文章集，正式命名为《辽沈决战》。在书籍即将付印之际，纪念馆满怀期待地希望陈云先生能够亲笔题写书名。鉴于陈云先生曾在东北地区工作，并与林彪将军共赴国难，此举更显其非凡的历史意义。

陈云欣然执笔，挥毫题写了书名，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对林彪的深入评析，绝非辽沈战役纪念馆所能轻易作出结论。因此，在8月9日，陈云特地召集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与出版社的相关人员，共同商讨该书稿的编辑方向。在交流的过程中，陈云提到了那些被历史尘埃所掩埋的林彪的贡献。他强调，我们应当秉持全面、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审视辽沈决战的全貌。尽管林彪当时身为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在特定环境下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我们亦不应轻易忽视他的功绩。

优化本书的编纂结构，拟增补若干核心历史文件与电报，并纳入几位在各自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同志所撰写的回忆录。为保障书籍质量，拟邀当时在东北地区工作的资深同志，诸如张秀山、王首道、马洪，以及韩先楚、刘震等，担纲编辑重任。同时，将本书的编辑工作纳入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项目范围，并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立协作关系。编纂成稿后，需提交中央军委及杨尚昆同志审阅。鉴于改编工作的繁复性，预计完成时间可能为一至两年。然而，为确保历史记录的完整性与精确性，投入更多时间无疑是值得的。（本节内容参考自《陈云年谱》及张秀山所著《从西北到东北，我的八十五年》中“编辑《辽沈决战》”一节，相关叙述均基于上述两书资料整理，此处不再赘述。）

陈云在其讲话中，着重提及了林彪的卓越贡献，并明确指出“务必确保这段历史得到全面而准确的记载”。对于公正评价辽沈战役总指挥官林彪的问题，这无疑成为了保证历史记录全面准确的焦点。陈云此次的发言，无疑为客观公正地评价林彪奠定了一个积极的开端。

8月13日，陈云亲自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议题聚焦于《辽沈决战》一书的改编事宜。会议过程中，陈云就编撰此书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法，提出了深入细致的意见。在发言中，陈云再次重申，尽管苏联及其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涉及敏感议题，但在创作过程中，这一点不容忽视。否则，我们便无法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的全貌。

自那时起，陈云便持续密切关注着该书创作的每一步进展，并不断慷慨地提供自己宝贵的见解。

1984年1月11日，陈云在致张秀山的信函中明确指出：对于四野一纵的战友们，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并积极搜集他们撰写的各类文章。一纵及其继任的二、三、四、六纵，均是在四野初创阶段成立的要塞部队，构成了四野的核心力量。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虽然部分同志曾与林彪一同犯下过错，但其他同志不应因曾是林彪的旧部而感到羞愧。林彪自有其个人，其旧部亦属林彪麾下。同理，高岗亦然，其旧部亦归属于高岗。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我们必须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此次，陈云郑重指出，编写团队务必深刻领会林彪昔日麾下前线指挥官们的卓越贡献。其意不言而喻，即在公正评价林彪个人成就的同时，亦需如实记载其昔日部属的辉煌事迹。

1984年9月17日，陈云将他与肖华的交流纪要提交给了张秀山等同志审阅。在此次会谈中，陈云明确指出，在撰写辽沈战役的历史记载时，林彪的卓越贡献不容抹去，然而笔锋应更多地聚焦于罗荣桓，鉴于他作为政治委员所承担的关键职责。

鉴于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他在《辽沈决战》一书中对林彪的阐述，不仅为该书的编纂者对林彪的评价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我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分册中“林彪”词条的撰写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

杨尚昆：评价须公正

陈云在对话中强调，辽沈战役的相关文稿需提交给中央军委审阅，并特地提出“恳请杨尚昆同志亲自审阅”。鉴于杨尚昆同志当时担任我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同时肩负军委日常事务的管理，陈云的这一请求显得格外适宜。不久，该文稿便顺利转交至杨尚昆同志手中。

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尽管他与毛泽东在战略上有过分歧，但他在东北的解放、中原的进军、渡江战役以及海南岛战役中均显示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建立了显著的功绩。因此，对他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不应因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而全面抹去他在东北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林彪作为红军的杰出指挥官，参与指挥了多场关键战役。对于这样人物的历史评价，应由中央领导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讨论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析时，他随即以林彪为例，进而对此类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致辞》一文，发表于《党史通讯》1984年第十一期。

杨尚昆所提及的林彪与毛泽东间的所谓“对立”，其根源实际上可追溯至辽沈战役时期。那时，林彪在战略部署上与毛泽东的见解产生了分歧。起初，林彪主张先攻克长春，然而在面临重重困境之际，他开始考虑转向南方，意图攻占锦州。但在南下的征途中，林彪对国民党军力的估计过于保守，又重新策划北上攻打长春。最终，他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决定南下攻取锦州。至于“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与中央的矛盾被过分夸大，以至于被渲染成林彪在辽沈及平津两大战役中“有意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在探讨此问题时，杨尚昆选择了“对立”这一词汇，却并未对“对抗”一词作进一步阐释，这一决策显然是基于深思熟虑。这一立场与他对于林彪历史地位的评价相一致，即林彪的评价“需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之中进行考量”。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林彪肩负着司令员的重任。尽管在诸多问题上，他与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的指示存在分歧，即所谓的“对立”，但林彪最终依然严格遵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精确无误地指挥了这两场决定性的战役。无论是古代是否有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仅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下级对上级提出不同意见是常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林彪的提议视为错误，更不能将其定性为“有意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

陈云亦对此观点有所阐述。他曾言：“若循林彪之战略，固守长春而不南进，继而在攻下义县后折返长春，辽沈战役便难以展开，东北的胜利亦不可能如此迅速、如此辉煌。”此乃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而已。

黄克诚分清功过。

大约在1983年左右，我国开始着手筹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此过程中，撰写《军事卷》中关于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条目的释文这一重任，便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承担。为此，总政治部特地成立了“百科全书编辑部”，专责此事。

自1984年下半年起，总政治部百科全书编辑部着手将编纂完成的人物词条逐份发送给有关人员，旨在征求他们宝贵的意见与建议。这一过程亦涵盖了“林彪”词条的释文。林彪往昔的部下、曾担任第四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对于“林彪”词条的释文，提出了详尽而具体的修改建议。

黄克诚郑重指出：“林彪虽然已经离世十余年，但其生平仍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细致的解读。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中，林彪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指挥大师。他晚年犯下的严重罪行，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治，这是他应承受的后果。然而，在全面审视其一生时，我们应秉持辩证的态度，做出公正的评价。一方面，他在我国党和军队的建设及战斗力提升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他晚年的恶劣行径对党、国家和军队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破坏。”

在此背景下，尽管黄克诚在言辞上显得格外慎重，仅简述林彪“在历史的长河中为党和军队的壮大、战斗力的提升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他采用的“一分为二”的评判方式，实则揭示了林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此，词条的编写者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继此之后，黄克诚凭借其丰富的阅历积累，对林彪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展现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全面梳理。他明确指出：

据我所知，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下，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其中彭德怀、林彪和黄公略堪称翘楚。红四军，正是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携手创立的英勇部队。红一军团成立之后，林彪将军接任军长一职，从而执掌了红四军的指挥权。起初，一个军团下辖三个军，但红四军在战斗力上独领风骚，战功尤为显赫。

谈及这一议题，黄克诚再次强调“据我所知”这一说法——他的话语中依旧流露出谨慎的意味。他指出：“根据我的了解，林彪确实具备卓越的指挥作战才能。在我所知的他生前的岁月里，我的评价如此，即便在他离世之后，我对这一点依旧深信不疑。有人认为林彪并非擅长征战之辈，然而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亦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相悖。”

提及此事，黄克诚依然觉得意犹未竟，遂进一步着重指出：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下，他屡次指挥战役，充分彰显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我们的人民军队中，他当之无愧是一位杰出的战将。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并铭记这一点。一军团在我国革命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参与了众多战役，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无数英勇的部队。这一切，无疑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卓越领导智慧的结晶。接任军团长重任的林彪，亦继承并弘扬了这一光荣传统。

在红一军团服役的那段日子里，林彪的杰出贡献，黄克诚便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在动笔撰写此段文字之际，我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描绘他曾经执掌红四军、一军团的指挥大权。在历次反“围剿”及长征的艰难旅途中，他高瞻远瞩，指挥了一系列关乎成败的关键战役，如成功穿越乌江、攻克腊子口等。在全州战役中，他亲临一线，指挥一军团及三军团的部分兵力投入激战。当时，我担任第四师的政治委员。当我率领部队抵达全州地区，正是他引领我们前行。我特意拜访了他，并荣幸地得到了他亲自对部队布阵的悉心指导。同样，土城之战也由他指挥，遗憾的是，那场战斗并未如预期般取得胜利，未能如愿全歼敌军。

谈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黄克诚不禁感慨万分，语重心长地表示：

抗日战争初起，林彪将军毅然承担起指挥平型关战役的重任。该战役的辉煌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并在民众心中奠定了八路军崇高的地位，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战役的指挥大权，由林将军与众多战友共同肩负。当时，林将军担任一一五师的师长，聂荣臻同志担任副师长，罗荣桓同志则担任政治部主任。尽管如此，战役的核心指挥权始终牢牢把握在林将军手中。在那个时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并未亲临前线。对于平型关战役决策的质疑，这种看法并未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审视。

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正值1945年严寒的冬日，我军挺进东北的部队人数已突破十万。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到了1948年12月部队入关之际，兵力已壮大至百万之众。我们以十万之师入关，却以百万之师凯旋，成功奠定了辽阔的东北解放区的基础。这一辉煌成就非林彪一人之力，而是东北局、东北部队的英勇战士以及东北人民的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林彪作为主要指挥官，其卓越功勋不容忽视。若忽视这一点，恐怕会让外界误以为我们在编纂历史时有所偏颇。在记载“林彪”的事迹时，对其丰功伟绩也应作细致的描述，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其辉煌。例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并肩作战，共同领导东北解放事业，实现了东北全境的解放；接着又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继而挥师中南，直至中南地区全部解放，这才功成身退。总之，对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卓越贡献，也应作简要的总结。

尽管对林彪在战争岁月里的卓越贡献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黄克诚仍不得不以“成绩”一词对林彪进行审慎的评价，而非选用“功绩”等更能彰显其成就的词汇。

在革命浪潮的低谷时期，林彪显露出了消极的心态，并提出了关于“红旗能坚守多久”的疑惑。针对这一疑问，黄克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

林彪向毛主席写信，就“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党内，一位基层干部敢于向上级领导层表达个人观点，提出个人见解，这一行为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反观之，若是对个人意见予以隐瞒，盲目追随上级的言论，这并非恰当的做法。林彪毫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纵使这些观点有所偏颇，但他勇于向领导层如实汇报，这一点本身便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我坚信，应当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学家的严谨作风，对林彪的历史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在这一梳理过程中，既要全面展示其卓越之处，亦不可忽视其存在的瑕疵与不足。（《黄克诚同志对大百科全书“林彪”条释文的意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6期）

陈云与黄克诚的见解在总政及众多相关部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在公共论坛上对林彪的功过是非进行讨论仍需保持谨慎，有所顾忌，然而学术界却能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开展研究。

胡耀邦曾提出，将林彪的形象搬上银幕。

为生动再现解放战争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仅需三部影片便能完整呈现。目前，《风雨下钟山》已正式开启拍摄序幕，紧接其后的是《转战陕北》，而最受瞩目的《三大战役》亦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经过整理完谈话记录，胡耀邦便签署了相关批文，并建议由总政治部文化部门指派专人进行审阅。紧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立刻集结了多个领域的资深专家，打造了一支专注于《三大战役》制作的专项团队。（资料出自盛平所著《胡耀邦思想年谱·下卷》，第1165至1166页。）

在“三大战役”序列中，首度亮相的便是那场闻名遐迩的“辽沈战役”。在1986年二月，筹备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此举标志着《辽沈战役》这一拍摄项目的正式诞生。

辽沈战役的首先，我们必须讨论电影是否应纳入林彪这一角色。接着，如果决定描绘，那么该如何塑造林彪的形象？这些问题已触及制作团队的决定边界，他们期待从中央获得具体的指导意见。

在投身于历史题材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务必坚守历史事实的严谨性，绝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言辞随意出现。这种创作并非仅仅是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旨在呈现我国革命历史的真实面貌。他指出：

在讲述“三大战役”的篇章里，我们不仅要栩栩如生地呈现我军与蒋介石集团的生死较量，更要深刻揭示我方在战略选择上的内部分歧。尤其是对毛泽东主席在辽沈战役中果断决策的描绘，当时林彪元帅对于是否立即发起攻势持有不同意见，即在是先攻克锦州还是长春的问题上，他陷入了犹豫。我们必须详细阐述为何最终选择了先攻锦州的战略考虑。同时，林彪元帅当时的犹豫态度也应当得到充分展现，尽管他的决策存在失误，这也反映出一种不愿急于行动的心态。此外，影片还应对敌军在锦州战役中的增援情况作细致描绘。（摘自《胡耀邦论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及如何制作解放战争题材电影》，《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

考虑到胡耀邦所强调的“务必揭露我们内部的分歧”以及“林彪的恶劣行径仍需公之于众”，显然，创作组当时在是否呈现林彪形象以及如何恰当地处理林彪与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特地向胡耀邦求取指导意见。

胡耀邦虽以“丑相”一词描绘林彪的形象，实则其核心关注点在于确保历史的真实性。林彪的形象在影片中不可或缺。胡耀邦选用此词，或许亦包含策略层面的考虑，旨在平息持不同意见者的声音。

鉴于以历史真实为参照，林彪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的表现虽有不足，但总体来看，其“真实的历史”形象依旧保持了正面的基调。在这一视角的引导下，胡耀邦为其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塑造提供了助力。

在“三大战役”剧组的创作筹备阶段，陈云亲自接见了《辽沈战役》的制作团队，并就如何塑造林彪的形象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他坚持客观的原则，提出：

尽管林彪在后续的政治道路上犯下了严重错误，我们仍需将他的功与过明确区分开来，并将他战争年代的经历与建国后的行为严格区分，同时将他在军事领域的成就与政治活动分开考量。尤其在军事方面，林彪对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在今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不可因他后来的政治失误而抹去他早期的历史贡献，否则可能会造成广泛的心理伤害。

自1986年2月筹备工作正式开启，《辽沈战役》的上映之旅历经曲折，直至1991年才得以圆满完成。尽管观众们需耐心等待了五年之久，方能在银幕上初次领略到“历史真实”中林彪的风采。然而，关于将林彪的形象搬上银幕的提议，以及中央领导如胡耀邦、陈云对林彪的评价，早已在民间广泛流传。自那时起，林彪的名字逐渐踏上了“去敏感化”的征程。

胡耀邦同志曾倡议制作“三大战役”系列电影，该系列以“大决战”为主题，自1991年起，陆续推出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三部相互关联的影片。在《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这两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之作中，林彪司令员的形象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得益于对“历史真实”的坚定追求，林彪将军首次以正面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银幕之上。自此，他在国人心中所留下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成功摆脱了曾经的敏感标签。

2007年，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里程碑时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精心策划并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与建设成就展》的盛大展览。在此次展览中，林彪元帅的画像首次对外展出。此举，象征着军方和官方层面首次公开表达对林彪历史的尊重，因而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自那以后，林彪的名字已摆脱了禁忌。严谨的史学研究者们致力于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林彪的一生进行全方位且深入的剖析。然而，仍有一些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的“翻案”议题上，导致与林彪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众多混乱和亟待解决的难题。